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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fā)布日期：2011-04-25 文章來源：互聯(lián)網
隨著《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的逐步修改、完善，刑法典關于搶劫罪的規(guī)定也在不斷得到合理和完善，盡管如此，但在刑法理論和司法實踐中，對搶劫罪與其他容易混淆罪名的一些問題仍然存 在較大爭議。因而，為便于在理論上和實踐中對搶劫罪的正確理解和準確認定并與其他容易混淆的罪名加以區(qū)別而著重對相關問題進行研究、探討。
一、搶劫罪與搶奪罪的區(qū)別
搶劫罪與搶奪罪只有一字之差，但二者危害及法定刑相差很大，必須嚴格區(qū)別。
根據(jù)我國《刑法》的規(guī)定, 搶劫罪是指以非法占有為目的，以暴力、脅迫或其他令被害人不能抗拒的方法，當場強行劫取公私財物的行為[1]。構成特征是: （1）侵犯的直接客體是復雜客體。 不僅侵犯了公私財產所有權，而且侵犯了他人的人身權利，如生命權、健康權、人身自由權等。（2）在客觀方面表現(xiàn)為以暴力、脅迫或者其他方法當場強行劫取公私財物的行為。（3）犯罪主體只能是 個人中的一般主體，但刑事年齡的起點為年滿14周歲。（4）在主觀方面只能由直接故意構成，其目的是非法占用公私財物。
搶奪罪是指行為人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公然奪取數(shù)額較大的公私財物的行為。本罪的構成特征是:（1）侵犯的客體是公私財產權利，侵犯的對象是公私財物。（2）在客觀方面表現(xiàn)為公然奪取數(shù) 額較大的公私財物的行為。（3）犯罪主體只能是個人，而且是已滿16周歲的一般主體。（4）在主觀方面出于直接故意，并且具有非法占有公私財物的目的。
從以上兩者的概念和構成特征可以看出他們的差異。兩者的主要區(qū)別在于:
（1）侵犯的客體不同。搶劫罪不僅侵犯公私財產所有權，而且侵犯被害人的人身權利，而搶奪罪只侵犯公私財物所有權一種客體。
（2）犯罪的客觀要件不同。搶劫罪采取暴力、脅迫或者其他人身強制方法，非法占有公私財物，搶奪罪是公然奪取在他人控制下的財物，但是不采用上述強制方法。其與暴力搶劫的根本區(qū)別在 于，其力是用在財物上，而搶劫的力是用在被害人的身上，前者的作用在于使被害人為避免身體傷害而放棄反抗或者使其無力反抗。[2]
（3）犯罪主體在責任年齡上，搶劫罪要求已滿14周歲，即屬于嚴重犯罪；搶奪罪要求已滿16周歲。
（4）在主觀方面，搶劫罪具有故意侵犯他人人身權利的性質，搶奪罪無此內容。
目前法律的規(guī)定也好，教科書的闡述也罷，對兩罪的區(qū)分不外乎以上幾個方面，對此筆者略有一些看法。
（1）關于犯罪客體，搶奪罪侵犯的客體也有可能是復雜客體，即搶奪行為也可能侵犯被害人的人身權利。因為搶奪行為是乘人不備，公然奪取，是在被害人沒有心理準備，公開地實施，這可能 造成兩方面的人身侵害: 1、隱性的可能的身體傷害，例如：飛車搶奪，許多同類案件發(fā)生的后果已經說明了這一點，作案者有備而來，速度快，受害者沒心理防備，被撞倒、拉扯等造成受傷、死亡的都 可能發(fā)生；2、無論身體是否受傷，精神傷害卻是肯定的，突如其來的襲擊有誰能無動于衷？而我國法律對人身權利的保護已不僅停留在肉體上，精神賠償早已有之，刑法對精神保護是否也該考慮到這方 面?[3]
（2）關于犯罪主觀方面，搶奪罪的犯罪者對侵犯人身權利的罪過形式是間接故意。實施行為之前他們對可能造成的傷害已經預見，對于是否發(fā)生采取放任的態(tài)度。因此說，搶劫罪與搶奪罪有著 越來越多的相同之處。
另外，刑法第267條第二款規(guī)定，攜帶兇器搶奪的，依照搶劫罪定罪處罰。這是一種轉化型的搶劫罪，與搶奪罪有著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要嚴格的加以區(qū)別，以免加重行為人的刑罰。兩者的主要區(qū) 別在于犯罪客觀方面。
怎樣理解“攜帶兇器”搶奪這種準搶劫罪，并與搶奪罪相區(qū)別，是司法實踐中的難點。刑法第267條第二款規(guī)定，攜帶兇器搶奪的，依照搶劫罪定罪處罰。最高人民法院《解釋》規(guī)定，“攜帶兇 器搶奪”，是指行為人隨身攜帶槍支、爆炸物、管制刀具等國家禁止個人攜帶的器械進行搶奪或者為了實施犯罪而攜帶其他器械進行搶奪的行為。最高人民法院《意見》第四條又規(guī)定，行為人隨身攜帶 國家禁止個人攜帶的器械以外的其他器械搶奪，但有證據(jù)證明該器械確實不是為了實施犯罪準備的，不以搶劫罪定罪；行為人將隨身攜帶兇器有意加以顯示、能為被害人察覺到的，直接適用刑法第二百 六十三條的規(guī)定定罪處罰。根據(jù)以上規(guī)定，只要行為人在搶奪時攜帶了兇器，又無法證明該器械確實不是為了實施犯罪準備的，就應當認定為搶劫。這種認識明顯違背主客觀一致原則的精神，是對罪刑 法定原則的機械理解。在“隨身攜帶槍支、爆炸物、管制刀具等國家禁止個人攜帶的器械進行搶奪”的情形中，這一行為的結構包括兩種情況：預備性質的違法行為(行政違法行為)與搶奪行為的結合； 威脅行為與搶奪行為的結合。前一結構中的“預備”行為目的指向不明,可能是為了自衛(wèi)，可能是為了生產、生活或者工作，也可能是為了違法犯罪，最終行為的性質，應當由實際實施的實行行為決定 [4]。在前一種情形中，如果行為人既未打算在搶奪時使用其所攜帶的兇器，行為人攜帶兇器的事實談不上會對他人的人身安全構成威脅，這就同搶劫罪既侵犯財產又侵犯人身的構成特征不盡吻合，應當 認定為搶奪?；蛘咝袨槿藬y帶兇器就是準備根據(jù)現(xiàn)場情況決定是否使用兇器，但在搶奪過程中沒有有意顯示其攜帶的兇器、暗示其攜帶有兇器，被害人往往也不知道行為人隨身攜帶有兇器，沒有對被害 人造成精神上的強制，在這種情況下，雖然行為人實際上實施了搶劫預備行為，但在行為發(fā)展過程中，行為人實際上是在搶奪犯罪故意的支配下實行了搶奪行為，行為性質已經發(fā)生了變化，變化后的主 客觀要件的統(tǒng)一，決定了應當認定其行為性質為搶奪罪。后一結構中的“攜帶兇器”行為，應當理解為一種消極的使用兇器行為，這種行為具有一定的威脅色彩,能構成對被害人反抗心理的抑制，本質上 屬于其他強制性手段，所以這種結構中的行為應當認定為搶劫罪。另外在“為了實施犯罪而攜帶其他器械進行搶奪”的情形中，“為了實施犯罪”本身含義不夠明確。攜帶兇器為了到甲地傷害某丙，路 過乙地時順便搶奪了某丁，也是“為了實施犯罪而攜帶兇器進行搶奪”，能夠認定為搶劫罪嗎？顯然不能。由此認為,這里講的“為了犯罪”是指為了犯搶奪罪和搶劫罪。
二、搶劫罪與敲詐勒索罪的區(qū)別
在司法實踐中，搶劫罪與敲詐勒索罪不僅多發(fā)常見，而且容易混淆。因此，從理論上說明兩罪的區(qū)別，具有重要的實踐意義。
（1）搶劫罪的主體刑事年齡的起點為年滿14周歲。敲詐勒索罪的主體必須是年滿16周歲，具有刑事責任能力的人。
（2）兩者的主要區(qū)別在于犯罪主觀方面。敲詐勒索罪是指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對被害人使用威脅或要挾的方法，強索公私財物的行為。所謂威脅方法，通常是指以將要對被害人實施暴力、破壞 其名譽或毀壞其財產等相威脅。所謂要挾方法，通常是指抓住被害人的某些把柄或者制造某種迫使其交付財物的借口。實際上，威脅與要挾完全可以概括為脅迫方法。但是僅僅通過上述定義是很難將敲 詐勒索罪與用脅迫方法實施的搶劫罪區(qū)別開來的，只有通過理論上以兩罪的脅迫的比較，才可以明確兩罪的區(qū)別。
1、搶劫的威脅，只能是行為人當著被害人的面發(fā)出，敲詐勒索的威脅可以是當面，也可以是以書信或第三者轉達的方式發(fā)出。既可以當面以口頭方式發(fā)出,也可暗中以書面形式發(fā)出。
2、搶劫的威脅，只能以當場實現(xiàn)某種侵害行為相威脅，而敲詐勒索則是一般以日后實現(xiàn)某種侵害行為相威脅，但也可以揚言當場實現(xiàn)侵害行為相威脅。
3、搶劫的威脅內容只能是當場能夠實現(xiàn)的，即如果被害人拒不交出財物,犯罪分子就會立即實施暴力。敲詐勒索的威脅內容，可以是當場能夠實現(xiàn)的，也可以是日后才能實現(xiàn)的。[2]
4、搶劫必須是當場占有財物，且僅限于動產。而敲詐勒索罪取得財物的時間，一般是在發(fā)出威脅、要挾后的一定期限內，但是也可以在實施威脅、要挾的當場，因此敲詐勒索的對象可以是動產 也可以是不動產。
根據(jù)以上四點，可以做出這樣簡單的結論，以上所列搶劫的四個特征全部符合，就應定搶劫罪，缺少其中任何一點，就應當定敲詐勒索罪。具體的說，下列情形應當定敲詐勒索罪：
1、行為人當著被害人的面要求被害人在若干時、日內交付財物，否則屆時將對其采取侵害行為。
2、行為人當著被害人的面，要求其答應在若干時、日內交付財物，若不答應就立即對其采取侵害行為。
3、行為人自己或者通過第三人，以口頭或書面等方式，要求被害人在若干時、日內交付財物，否則屆時將對其采取侵害行為。[2]
4、行為人當著被害人的面，要求其當場交付財物，否則屆時將對其采取侵害行為。
5、行為人當著被害人的面，要求其答應當場交付財物，若不答應就立即對其采取不針對人身使用的脅迫。（如揭發(fā)隱私、毀壞名譽等）。
對于以上第二、第四和第五種情形，應當定搶劫還是敲詐勒索，理論界和司法界存在著很大的爭議。正如以上所述，搶劫罪有兩個突出的特征，即：1、必須是當場使用暴力或者以當場實施暴力 或者當場使用其他人身強制方法。2、必須是當場占有財物。以上兩點都具備才能構成搶劫罪。當然，我們也要思考一下，都是用脅迫方法強索他人財物，為什么搶劫罪和敲詐勒索罪的法定刑相差那么大 ？唯一的理由就是搶劫犯不僅面對被害人直接以當場實施暴力相威脅，而且強迫被害人當場交出財物，這往往使被害人處于人身權利與財產權利難得兩全的極度緊迫的危險狀態(tài)，被害人要么交出財物， 保住人身安全，要么不交財物而冒立即遭受傷害甚至被殺的危險，且被害人必須當場做出抉擇，可見搶劫罪是具有非常嚴重的危害性的。敲詐勒索罪則不同，因為敲詐勒索罪從實現(xiàn)威脅的內容到交付財 物之間，有若干時日的時間距離，被害人即使拒絕或者答應行為人的要求，都不會當場使自己的人身和財產手到損害，即不存在其人身和財產當場受到損害的現(xiàn)實和緊迫的危險性，且時候被害人有充分 的時間和條件向公安機關報案，取得法律和政府的保護，避免人身、財產的損失?？梢娗迷p勒索罪的危害性要比搶劫罪輕得多，這正是二罪法定刑相差懸殊的原因。[2]
綜上認為，第四種情形顯然應當認定為敲詐勒索罪，即使是以日后對被害人人身實施侵害相威脅。而第二種情形的侵害行為如果是毀壞其財物、揭發(fā)其隱私、毀壞其名譽等一般的不涉及人身安 全的暴力威脅，認定為敲詐勒索罪是沒有疑義的，如果是以不答應要求行為人就立即對其采取涉及人身安全侵害行為相威脅，日后才取得所敲詐勒索的財物的，在這種情況下被害人的人身權利在受到即 時暴力的威脅下根本沒有選擇，只能答應行為人的要求，如不答應侵害行為將立即發(fā)生，其危害性比其他敲詐勒索情形嚴重得多，這種行為嚴重的侵犯了他人人身權利，建議刑法規(guī)定為敲詐勒索罪的加 重情節(jié)。
第五種情形，看似符合搶劫罪中以脅迫方法，當場取得財物的行為，但認為，還是定敲詐勒索罪為宜，因為行為人的脅迫行為并沒有侵害被害人的人身安全，其行為的危險性遠小于搶劫罪中的 脅迫行為。在這里行為人使用脅迫的目的是迫使被害人答應當場交付財物，并非是為了排除被害人的反抗，這是與搶劫罪相區(qū)別的最大關鍵。
基于以上分析，為了使敲詐勒索罪的定義能更鮮明的與搶劫罪定義的特點相區(qū)別，可否對敲詐勒索罪的定義做如下表述：敲詐勒索罪，是指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對財產所有人或保管人，以日后 的侵害行為相威脅，當場或日后占有其財物，或者以當場實施不涉及人身安全的脅迫，迫使被害人當場交付財物，或者以當場實施侵害行為相威脅，迫使被害人日后交付財物的行為。
三、搶劫罪與強迫交易罪的區(qū)別
強迫交易罪是指自然人或者單位，以暴力、威脅手段強買強賣商品、強迫他人提供服務或者強迫他人接受服務，情節(jié)嚴重的行為。強迫交易罪與搶劫罪有很多相似之處，他們都是故意犯罪，都 采用了暴力、威脅手段，都侵犯了公民的人身權利并對被害人造成了一定的經濟損失，但二者是存在著本質區(qū)別的。
（1）兩者的主體不同。搶劫罪的主體只能是自然人, 但刑事年齡的起點為年滿14周歲。強迫交易罪的主體，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單位。作為本罪主體的自然人必須是年滿16周歲，具有刑事 責任能力的人；作為本罪主體的單位，也應按照刑法第三十條的規(guī)定也應當限定于公司、企業(yè)、事業(yè)單位、機關、團體的范圍內。由于強迫交易罪涉及到交易雙方的行為，所以不論是商品的賣方、服務 的提供方，還是商品的買方、服務的接受方都有可能成為本罪的主體，這與搶劫罪是有很大差別的。
（2）兩者的客體不同。搶劫罪侵犯的直接客體是復雜客體，不僅侵犯了公私財產所有權，而且侵犯了他人的人身權利。強迫交易罪侵犯的客體也是復雜客體，一方面破壞了公平自由競爭的市場 秩序，另一方面侵害了被強迫交易人的合法權益。兩者侵害的客體有本質的區(qū)別，搶劫罪侵犯的客體的重要程度要遠大于強迫交易罪。
（3）兩者的客觀方面不同。搶劫罪的客觀方面表現(xiàn)為以暴力、脅迫或者其他方法當場強行劫取公私財物的行為。強迫交易罪的客觀方面表現(xiàn)為實行暴力、威脅手段強行買賣商品、強迫服務，情 節(jié)嚴重的行為。
首先兩者的手段行為都包含暴力，但兩者的暴力程度是不同的。顯然，在不同的犯罪中的“暴力”的含義是不一致的，因為暴力有程度之分。例如，暴力致人死亡、暴力致人重傷、輕傷、輕微 傷，以及一般的毆打行為。搶劫罪的暴力程度的上限即“以暴力手段實施搶劫致人死亡”，下限只要求達到使被害人感到恐懼，使被害人不能或者不敢反抗，但不論事實上是否能夠抑制或者排除被害人 的反抗，一般都構成搶劫罪[5]。而對于強迫交易罪的暴力程度，理論界存在著一定的爭議：1、強迫交易罪的暴力程度僅限于造成人身輕傷的方法和結果，如果暴力程度超出了輕傷的程度，造成了重傷 或死亡的結果，則應按搶劫罪論處[6]。2、強迫交易罪的暴力是指對他人人身實行毆打、捆綁等人身強制手段[7]。3、強迫交易罪的暴力程度以不導致他人身體、生命受到傷害為限。但筆者認為，對于 強迫交易罪中的暴力應當從形式和程度兩個方面進行界定，從暴力的形式上講，是指對他人人身實行毆打、捆綁等人身強制手段；從暴力的程度上講，對人身的傷害以輕傷為限，即包括一般的毆打強制 人身行為、致人輕微傷行為，致人輕傷行為，如果暴力程度超出了輕傷的程度，造成了重傷或死亡的結果，則應按搶劫罪論處。
其次，兩者的手段行為都包含威脅。威脅與暴力一樣，也有程度之分，但一般我們不強調威脅的程度如何，只要其足夠對他人造成精神強制即可，因此，在不同犯罪中對于威脅的理解是基本一 致的，當然作為不同犯罪的犯罪手段的威脅還是可能存在一些差別的，即時間的緊迫性問題。搶劫罪中的威脅是一種現(xiàn)實的威脅，即如果被害人不答應要求，威脅的內容將立即付諸實施，威脅的程度是 使被害人感到恐懼，使被害人不能或者不敢反抗；在強迫交易中，威脅主要是指對他人實行恐嚇、要挾等精神強制手段，使被害人產生恐懼，不敢做真實的意思表示，而被迫購買行為的商品或不得不將 自己的商品賣給行為人，不得不接受行為人服務或向行為人提供服務。至于威脅的程度，以足以給被害人產生心理強制而不得不進行交易為限，否則不構成威脅。至于威脅的時間性問題，可認為行為人 是以現(xiàn)實的內容進行威脅，才構成強迫交易罪中的威脅。
再次，兩者對情節(jié)的要求不同。強迫交易罪是有情節(jié)限制的，必須是情節(jié)嚴重的才構成強迫交易罪，這里的情節(jié)嚴重需要從主觀和客觀兩個方面加以認定，情節(jié)嚴重的主要表現(xiàn)為：經常實施強 迫交易的；因強迫交易受過行政處罰的；強迫交易非法牟利數(shù)額大的；采用暴力、威脅，手段惡劣的強迫交易行為；強迫交易造成惡劣影響的；強迫交易造成其他嚴重后果的等[2]。也就是說并非所有的 強迫交易行為都構成強迫交易罪。而搶劫罪對情節(jié)是沒有要求的，只要實施了搶劫行為，都構成搶劫罪，如果搶劫行為具有多次搶劫、搶劫數(shù)額巨大、搶劫致人重傷、死亡等嚴重情節(jié)的，就構成搶劫罪 中的加重處罰情節(jié)而不僅是構成搶劫罪而已了。
另外，兩者的客觀后果不同。搶劫罪的行為人是在不付任何價金的情況下劫取被害人的財物。而強迫交易罪的行為人雖然違背了自愿、平等、公平、誠實信用的交易原則，以不利于被害人的不 公平價格交易，但于被害人之間還是有一定的金錢給付的，表現(xiàn)的依然是一種買賣關系。因此，區(qū)別搶劫罪和強迫交易罪的關鍵在于行為人與被害人有無特定的交易關系存在[8]。這里也存在著一個問題 ，強迫交易非法牟利數(shù)額不是特別大的，認定為強迫交易罪是沒有疑問的，但是，如果強迫交易非法牟利數(shù)額特別巨大的，如商品或者服務的價值是十萬，行為人只支付少得可憐的幾元錢，或者商品或 者服務的價值是十幾元，而行為人卻要被害人支付上萬元的情況如何認定？是定強迫交易罪還是搶劫罪？筆者認為，還是認定為搶劫罪為宜，理由如下：1、強迫交易數(shù)額巨大給他人造成了重大經濟損失 ，如認定為強迫交易罪，處罰較輕，不利于保護公民的財產安全。2、搶劫罪和強迫交易罪相區(qū)別的關鍵在于行為人與被害人有無特定的交易關系存在，這種情況下的交易已經很難再理解為交易，幾乎和 強搶無異，失去了交易的意義和目的，不再是一般的破壞了公平自由競爭的市場秩序的行為了。3、搶劫犯在搶劫過程中也可以以交易為幌子，掩蓋其搶劫行為，逃避法律的制裁。筆者認為，強迫交易非 法牟利數(shù)額應當是有限度的，這樣不會給被害人的生產和生活帶來極大的困難。如果強迫交易非法牟利的數(shù)額超出了界限，數(shù)額特別大，雖有在強迫下被迫交易的關系存在，但也與強搶無異，其對社會 的危害程度也不比搶劫罪低，應當認定為搶劫罪為宜，這樣才能更好的打擊犯罪行為，保護公民的財產、市場秩序的安全，也更好的體現(xiàn)罪刑相適應原則。
最后，兩者手段行為的目的不同。搶劫罪的行為人實施暴力、威脅的目的是為了排除被害人的反抗或者使其產生恐懼感而不敢反抗，以便當場劫取財物。強迫交易罪的行為人實施暴力、威脅的 手段，其目的是為了強買強賣商品、強迫他人提供服務或者強迫他人接受服務，非法牟取利益。[2]
基于以上分析，為了使強迫交易罪的定義能更鮮明的與搶劫罪定義的特點相區(qū)別，可否對強迫交易罪的定義作如下表述：強迫交易罪，指自然人或者單位，以不致人輕傷以上的暴力、威脅手段 強買強賣商品、強迫他人提供服務或者強迫他人接受服務，非法牟利數(shù)額不是特別大，情節(jié)嚴重的行為。
四、搶劫罪與尋釁滋事罪的區(qū)別
尋釁滋事罪，是指肆意挑釁，隨意毆打、騷擾他人或者任意毀損、占用公私財物，情節(jié)嚴重的，或者在公共場所起哄鬧事，造成公共場所秩序嚴重混亂的行為。
尋釁滋事罪是從原刑法流氓罪中分解出來的一個新罪名，在司法實踐中較為常見。尋釁滋事罪客觀方面的行為表現(xiàn)細化以后也帶來了認定上的新難題，尤其是尋釁滋事罪與搶劫罪的界限，在司 法實務界認識很不一致。
尋釁滋事罪的客觀方面可分為四個方面：
（1）隨意毆打他人，情節(jié)惡劣的行為。
（2）追逐、攔截、辱罵他人，情節(jié)惡劣的行為。
（3）公共場所起哄鬧事，造成公共場所秩序嚴重混亂的行為。
（4）強拿硬要或任意毀壞、占用公私財物，情節(jié)嚴重的行為。
對于以上第4種情形中的強拿硬要、占用公私財物的行為，有時也可能有輕微暴力，并索要到一些錢財，尋釁滋事罪與侵犯財產中的搶劫罪在所侵犯的客體、客觀方面的表現(xiàn)形式及主觀方面均存 在著一定的交叉或相似之處，看似以上強拿硬要、占用公私財物的行為符合搶劫罪的兩個重要特征，因此司法實踐中也容易與搶劫罪相混淆，造成定性錯誤，影響司法的公正性。實質上，兩者還是存在 本質的差別的。
（1）兩者的犯罪主體不同。搶劫罪的主體是一般主體，刑事年齡的起點為年滿14周歲。尋釁滋事罪的主體，作為本罪主體必須是年滿16周歲，具有刑事責任能力的人。
（2）兩者的犯罪客體不同。尋釁滋事罪與搶劫罪侵犯的雖然都是復雜客體，但決定犯罪本質特征的主要客體兩者是完全不同的。尋釁滋事罪侵犯的主要是社會公共秩序，雖然同時也往往侵犯公 民的人身權利或財產權利，但后者是不可能成為主導性的；而搶劫罪侵犯的主要是公私財物所有權，其次是侵犯公民的人身權利。兩罪所侵犯的客體上有著一定程度上的交叉，容易混淆，但兩者所侵犯 的社會關系的主要方面是絕然不同的，搶劫罪所侵犯的主要是財產權利，同時也侵犯人身權利，尋釁滋事罪雖然也可能侵犯一定的人身權利和財產權利，但是決定這種犯罪的客觀危害性的主要因素不是 在于給人身權利和財產權利造成多大的損害，而是在于破壞社會公共秩序[9]。準確的把握尋釁滋事罪的客體，是準確區(qū)別尋釁滋事罪與搶劫罪的關鍵。
（3）兩者的客觀方面不同。尋釁滋事罪強拿硬要的行為，一般是指在顯示威風、尋求精神刺激等流氓動機以及藐視公德的心態(tài)下的支配下，以蠻不講理的流氓手段強行索要市場、商店或者他人 財物。所謂占用公私財物，一般是指隨心所欲占用公私財物，即包括占用機關、企業(yè)、事業(yè)單位、社會團體專用的物品，也包括社會公共設施。尋釁滋事罪中強拿硬要、占用公私財物的行為，也是日常 生活中較為常見的所謂“村霸”、“街霸”等情況。搶劫罪的暴力強度與尋釁滋事罪的暴力程度是有很大差別的，尋釁滋事罪中強拿硬要、占用公私財物中一般不實施搶劫行為所要求的嚴重侵犯人身權 利暴力方法和立即實施暴力為內容的脅迫方法以及與暴力方法強度相當?shù)钠渌椒?。強拿硬要、占用公私財物的暴力程度僅限于造成人身輕傷的方法和結果，如果暴力程度超出了輕傷的程度，造成了重 傷或死亡的結果，則應按搶劫罪論處。當然，在司法實踐中，如何區(qū)別強拿硬要、占用公私財物和搶劫行為，還要根據(jù)具體的案情具體分析。
另外，兩者對情節(jié)的要求不同。尋釁滋事罪是有情節(jié)限制的，必須是情節(jié)嚴重的才構成尋釁滋事罪。所謂“強拿硬要、占用公私財物，情節(jié)嚴重”，目前尚無司法解釋，一般認為，是指多次強 拿硬要、占用公私財物造成嚴重后果的，強拿硬要、占用公私財物數(shù)額較大的。但強拿硬要、占用公私財物數(shù)額應當是有上限的，強拿硬要、占用公私財物危害的是社會秩序，如果數(shù)額過大的話，其危 害的范圍就不僅僅是社會秩序，其危害程度不亞與搶劫罪。
（4）兩者的主觀方面不同。雖然搶劫罪與尋釁滋事罪的主觀方面都是由故意構成，但尋釁滋事罪是由1979年刑法中規(guī)定的流氓罪分離出來的，因此原流氓罪的本質和特點在尋釁滋事罪中都有所 體現(xiàn)。而且尋釁滋事行為是最典型的流氓行為之一。具體到尋釁滋事罪的主觀方面，主要體現(xiàn)在行為人所具有的流氓動機上，尋釁滋事罪的本質特征是公然藐視國家法律和社會社會公德，故意用尋釁滋 事、破壞社會秩序的行為來尋求刺激，填補精神上的空虛[10]。實際上，這是尋釁滋事罪與搶劫罪的關鍵。
尋釁滋事罪中強拿硬要、占用公私財物的行為人具有尋求精神刺激、發(fā)泄不良情緒、耍威風取樂等流氓動機，并在此動機的支配下實施了強拿硬要、占用公私財物的行為，表明了行為人主觀上 具有公然向社會社會公德挑戰(zhàn)向社會成員應共同遵守的社會秩序挑戰(zhàn)的故意，行為人尋釁滋事強拿硬要、占用公私財物的行為同擾亂社會秩序的結果之間有著必然的聯(lián)系，二者無法截然分開。但如果行 為人強拿硬要、占用公私財物的行為不是為了破壞社會秩序，不是為了尋求精神刺激，而是以暴力、脅迫或者其他方式強拿硬要、占用公私財物的，明顯反映了行為人主觀上具有搶劫的故意的，應當搶 劫罪論處[11]。
基于以上分析，為了使尋釁滋事罪中強拿硬要、占用公私財物的部分的定義能更鮮明的與搶劫罪定義的特點相區(qū)別，對此可做如下表述：強拿硬要、占用公私財物是指以不致人輕傷以上的暴力 ，為尋求刺激、擾亂社會秩序，強拿硬要、占用公私財物數(shù)額較大，情節(jié)嚴重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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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曹子丹、侯國云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精解》，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
[7] 高明暄主編：《新編中國刑法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
[8] 萬選才：《搶劫罪與強迫交易罪辨析》，人民司法，2001.10
[9] 王孝江：《尋釁滋事罪研究》
[10] 王作富：《中國刑法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8年版
[11] 張智輝：《我國刑法中的流氓罪》，群眾出版社198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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