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根悟本 人間正道

馬銘陽《根與本——溯解〈詩經(jīng)〉三首》序

翁 飛

中華文明是全球最悠久的文明之一，它以巨大的創(chuàng)造力書寫出了令世界贊嘆不已的人類傳奇。早在公元前6至5世紀前后的百余年間，處于東地中海沿岸、南亞次大陸、東亞大陸的幾大古文明板塊，不約而同地進入一個精神飛躍時期。德國存在主義哲學家卡爾?雅思貝爾斯將這一時期命名為“軸心時代”，即人類精神樞軸形成的時代。這個“軸心時代”，也正是中華文化第一次大整合的“百家爭鳴”時期，華夏大地思潮激蕩、人文薈萃，儒、道、墨、法……，盡顯風流。其典型代表，生活在渦淮流域的老子、莊子及其創(chuàng)立的道家學派，和泗水河畔孔子、孟子創(chuàng)立的儒家學派一樣，足以與同時期的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所創(chuàng)立的古希臘哲學學派、釋迦摩尼所創(chuàng)立的佛教教派、以色列先知創(chuàng)立的早期猶太教教義相比肩、相媲美。

而軸心時代的顯著成果，便是這些先哲先賢歷經(jīng)數(shù)代鍛冶，鑄造出觀照宇宙、社會、人生的文本，成為延傳后世并奉之為圭臬的經(jīng)籍，這就是我們通常所稱的“文化元典”。文化元典是指開啟文化源頭的經(jīng)典著作：“元”者，有”開啟造肇”、“開頭”、“第一”、“源頭”的意思；“典”者，為經(jīng)典、典型、典籍、典章的意思。它是一個民族在歷史進程中,成為生活指針的具有首創(chuàng)性、廣闊性和深邃性的文化經(jīng)典。文化元典提供人類第一批原創(chuàng)性理念與范疇，構(gòu)筑起諸民族乃至整個人類的精神家園。

在世界各文明古國，堪稱“文化元典”的論著有：古印度的《吠陀》及承續(xù)其緒的《梵書》《森林書》《奧義書》、及由“經(jīng)藏”“律藏”“論藏”組成的佛典；古希伯來的《舊約全書》《新約全書》；古希臘的柏拉圖《美諾篇》《巴門尼德篇》《理想國》，亞里士多德《工具論》《物理學》《形而上學》等群哲論著。

在中國，則有成書于先秦時期、經(jīng)孔子整理的“六經(jīng)”：《詩》《書》《禮》《易》《樂》《春秋》（因《樂》失傳，故后世稱為“五經(jīng)”），以及由南宋朱熹加以集注的“四書”：《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合稱“四書五經(jīng)”。其中《春秋》由于文字過簡，通常與解釋《春秋》的《左傳》《公羊傳》《谷梁傳》并入合刊，合稱“《春秋》三傳”。“四書”以外，《老子》《莊子》《荀子》《韓非子》等諸子書，亦可視為中華“文化元典”。

“六經(jīng)”初創(chuàng)，本只有篇名而未加“經(jīng)”字。“樂”本無經(jīng)，傳之后世的實為“五經(jīng)”。起自商周王官，“學在官府”的西周，是一個典籍集體制作高峰期；西周晚期，王室衰敗，士大夫擺脫王室附庸地位，以孔子為首的儒家學派，接緒整理、闡釋發(fā)揚：“述《易》道而刪《詩》《書》，修《春秋》而正《雅》《頌》”（《隋書?經(jīng)籍志》）。然而，“仲尼未生，已有六經(jīng)；仲尼之生，不作一經(jīng)”（龔自珍：《六經(jīng)正名》）；即如《春秋》，系魯國國史，孔子也只是修訂而非創(chuàng)作。因此，孔子并非“元典”創(chuàng)作者，而是傳述者，“述而不作”即此之謂。在孔子之先，《詩》《書》《易》《禮》及《春秋》已有原始文本，而其傳世本，經(jīng)過荀子等的幾代儒家的努力，遲至西漢初年方才確定。公元前124年，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shù)，立太學，設(shè)五經(jīng)博士，從此《詩》《書》《禮》《易》《春秋》便被冠以“經(jīng)”的名稱，成為中國傳統(tǒng)社會延續(xù)兩千多年的經(jīng)典教科書。

經(jīng)孔子整理的“六經(jīng)”，《詩經(jīng)》為首。孔子在講述“六經(jīng)”作用時說：“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絜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禮記?經(jīng)解》）排在第一位的就是“詩教”，它的功能就是教育人：為人要“溫柔敦厚”?？鬃舆€教導其子孔鯉曰：“不學詩，無以言?！卑选对姟纷鳛橐?guī)范一個人言行舉止的教科書?，F(xiàn)在一般的說法或者流行的觀點，都把《詩經(jīng)》說成是中國第一部詩歌總集，是中國古代詩歌的開端，被定義為文學作品。實際上，它的內(nèi)涵和外延遠遠不止于此。

首先，從成書的年代看，它收集了從西周初年武王滅商（前1066年）至春秋中葉（前11世紀至前6世紀）五百余年間的詩歌共311篇（其中6篇為只有標題，沒有內(nèi)容的“笙詩”即：《南陔》《白華》《華黍》《由庚》《崇丘》《由儀》），最遠距今約3100余年，時間跨度之大，世所罕見。

其次，從內(nèi)容分類看，按作品出現(xiàn)次序分為頌、雅、風三部分：“頌”主要是宗廟樂歌，《周頌》最早，作于西周初年，其余《魯頌》、《商頌》等都產(chǎn)生在周室東遷（前770年）之后，共有40首。“雅”主要是朝廷樂歌，作者均為貴族文人，分大雅和小雅，共105首；《大雅》也作于西周，除祭祀和宴飲之歌，還有幾篇敘述周室先王事跡和武功的，是上古僅存的史詩，《小雅》產(chǎn)生于西周晚年到東遷以后，內(nèi)容一部分與《大雅》相同，但對現(xiàn)實有所不滿，除了宴飲、祭祀和史詩而外，也寫出了一些反映人民愿望的諷刺詩。“風”是地方民歌，有十五國風，是全書中最為璀璨華麗、光彩奪目的篇章，共160首。鄭樵將其概括為：“風土之音曰風，朝廷之音曰雅，宗廟之音曰頌?！保ㄠ嶉裕骸锻ㄖ拘颉罚┮?/span>古人習取整數(shù)，常說“詩三百（篇）”。

再，就《詩經(jīng)》的表現(xiàn)手法看，有賦、比、興三種。賦就是鋪陳敘述，即詩人把思想感情及其關(guān)聯(lián)的事物平鋪直敘地表達出來；比就是比喻，以彼物比此物，“夫比之為義，取類不常：或喻于聲，或方于貌，或擬于心，或譬于事。”（劉勰《文心雕龍?比興》）詩人通過打比方的辦法，借一個事物來作比喻，闡發(fā)對事物的認識及情感；興則是觸物興詞，客觀事物觸發(fā)了詩人的情感，引起詩人歌詠。賦、比、興三種手法，在詩歌創(chuàng)作中，往往交相使用，共同創(chuàng)造了詩歌的藝術(shù)形象，既是《詩經(jīng)》藝術(shù)特征的重要標志，也開啟了中國古代詩歌創(chuàng)作的基本手法。賦、比、興，與風、雅、頌，合稱“詩經(jīng)六義”，是《詩經(jīng)》的精髓所在。

最后，從《詩經(jīng)》的搜集、編纂結(jié)集看，歸納起來，有“采詩”和“獻詩”兩說：“采詩”是上古時代的一種制度，周代設(shè)有采詩官，稱“行人”、“遒人”或“軒車使者”，專門負責到民間采集民歌民謠，目的是了解民情，然后上報朝廷，以。《左傳·襄公十四年》引《夏書》云：“遒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guī)，工執(zhí)藝事以諫?！倍蓬A(yù)注：“遒人，行人之官也。木鐸，木舌金鈴。徇于路，求歌謠之言?！焙涡菰凇洞呵锕騻鳌沸迥辍督庠b》中解釋“采詩”制度為“男年六十、女年五十無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間求詩。鄉(xiāng)移于邑，邑移于國，國以聞于天子?！?/span>由此可見，《詩經(jīng)》的作者，雖有極個別見于詩中，絕大多數(shù)都來自民間。

“獻詩”是指這些詩在采集來、獻給天子之前，都經(jīng)過了大師加工，最著名者前有尹吉甫、后有孔子。“獻詩說”在《國語·周語》中有記載：“天子聽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獻詩，瞽獻曲，史獻書”，目的也是“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這些經(jīng)過搜集來的詩，經(jīng)過多代大師篩選整理，大約在公元前六世紀編定成書，成為那一個時期的詩歌匯集——《詩經(jīng)》。

《詩經(jīng)》的基本句式是四言，間或雜有極少二言至九言的各種句式。以四言為主干，有韻律，有節(jié)拍，不僅可以吟、可以誦，還可以唱、可以舞，即所謂“載歌載舞”。它不僅是美的文辭，而且是美的聲樂，故它既是文典，而又可以作為“樂語”，作為“聲教”，為時人所誦習。

綜上所述，“詩三百”經(jīng)歷了五百年的云和月、塵與土，吟誦出五百年的盛衰治亂、民間的歡樂與疾苦。它是一部全方位展示早期中國社會生活的經(jīng)典作品。

作為經(jīng)典，孔子建構(gòu)起“六經(jīng)”經(jīng)學體系之后，《詩經(jīng)》便承載起獨特的文學教化功能。兩千多年間，《詩經(jīng)》為歷代統(tǒng)治者所重視，就與此有著密切的關(guān)系。孔子在《論語》中曾精辟地提出他對《詩》的看法：“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span>（《為政》）”“小子何莫夫?qū)W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陽貨》）”在孔子看來，“詩三百”，差不多篇篇有情。的確，《詩經(jīng)》中的大量篇幅，描寫了?類最真摯的感情、贊美既文質(zhì)彬彬?胸懷抱負的君子及其平凡?精彩的牧歌式?活，有誰不愿擁有這美好的瞬間？可以說，通過《詩經(jīng)》閱讀和研習，可以讓人們從中得到追溯和向往?間美好生活的心靈啟迪。這是《詩經(jīng)》長盛不衰的根本原因。

在《詩經(jīng)》成為經(jīng)學要籍之后，歷代研究者代不乏名家，?以漢、宋、清三朝的成果最為顯著。現(xiàn)上海博物館所藏楚簡《古詩序》(或稱《孔子詩論》)，是目前所見最早的闡釋著述。到漢代，著名者有齊、魯、韓、毛四家（齊派代表齊人轅固，魯派代表魯人申培，韓派代表燕人韓嬰，毛詩學派代表魯人毛亨和趙人毛萇），齊、魯、韓三家為今文經(jīng)學，初為顯學?！睹姟泛蟪觯枪盼慕?jīng)學。至唐代孔穎達作《毛詩正義》，《毛詩》定于一尊，從而形成了《序》《傳》《箋》《疏》的嚴密體系。在注重對字義、名物的訓詁和考據(jù)，著力于經(jīng)文本義的疏通理解和典章制度注釋的基礎(chǔ)上，將詩歌與政教相聯(lián)系，宣揚王道禮儀，功利色彩濃厚。宋代雖然有“疑經(jīng)之?”，但由于經(jīng)學歸于朱子之理學，《詩經(jīng)》學仍在嚴密連貫的解說體系之中。

清代開始全面整理與研究傳統(tǒng)典籍，《詩經(jīng)》自然不會例外。清初，學術(shù)界響起復(fù)古征實的呼聲，《詩經(jīng)》研究亦呈現(xiàn)出多元格局：或以古說為宗，注重訓詁考證；或以《詩集傳》為宗，專注推闡詩意；或不主一家，兼采眾說。到乾嘉時期，考據(jù)學大興，皖派經(jīng)學大師休寧戴震的《毛詩補傳》堪稱佳作。嘉道間，更有涇縣胡承珙的《毛詩后箋》、桐城馬瑞辰的《毛詩傳通釋》、長洲（今蘇州）陳奐的《詩毛氏傳疏》三部名著問世。晚清時期，《詩經(jīng)》學的研究重心轉(zhuǎn)向今文經(jīng)學，著述頗豐。維新派(今文學派)和革命派(古文學派，或稱國粹學派)都趨向變革，而變革的結(jié)果，都是取消了傳統(tǒng)經(jīng)學。其中影響最大當數(shù)梁啟超。梁啟超說:“精金美玉，字字可信可寶者，《詩經(jīng)》其首也。固其書于文學價值外尚有?價值焉，曰可以為古代史料或史料尺度。”(梁啟超：《要籍解題及其讀法》《飲冰室專集》之七十二)

五四運動以來，以文學治《詩經(jīng)》者，最有名當數(shù)郭沫若在而立之年所作的《卷耳集》，《詩經(jīng)》被定性為“文學作品集”，搖身一變?yōu)椤跋惹厝佟?，仿佛是《唐詩三百》的直系老祖宗。探討《三百篇》的“真?科學實證)與“美”(文學審美)，似乎成了研究的康莊大道。但是，“如果只是把《詩經(jīng)》當作單一的文學作品，顯然是不恰當?shù)?。單一的研究模式不僅難以全面體現(xiàn)《詩經(jīng)》的價值，?且會讓《詩經(jīng)》研究再次陷入新的困境”（參閱夏傳才：《二十世紀詩經(jīng)學》）。《詩經(jīng)》被文學化、史料化后，現(xiàn)在更成為各個學科共同的研究對象，無疑使曾經(jīng)是整體的《詩經(jīng)》日漸支離破碎?？梢赃@么認為：“五四”一代學者們艱難地在清代《詩經(jīng)》學術(shù)傳統(tǒng)中演繹出“科學精神”和“審美價值”，卻輕易地放過傳統(tǒng)經(jīng)術(shù)的最關(guān)鍵之處。

正所謂“《詩》無達詁”。要對《詩經(jīng)》加以解讀，唯一正確的方法就是回歸傳統(tǒng)，追根溯源，回到《詩經(jīng)》當時產(chǎn)生的語境。今人揚之水在其所著《詩經(jīng)別裁》前言開宗明義就指明：“說起'詩三百”，我們今天總把它看成是'純文學’，不過當時卻不然，后世所說的文學，以及官僚，文人，民間，這些概念那時候都還沒有?！墩撜Z·先進》中說到的孔門四學，曰德行，曰言語，曰政事，曰文學，此所謂'文學’，包括《詩》，也包括《書》和《易》，大致是指流傳于當時的文獻典藉而言。”因此，孔子所說“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是最接近《詩》產(chǎn)生的語境的。所謂“思無邪”，就是當時的吟詩者心無邪意，真情流露。“'詩三百’，差不多篇篇有情，所謂'興、觀、群、怨’，不過也是說著'有情’二字罷。其實若以一部《論語》論'圣人’，則這位圣人實在還是性情中人，他的鐘情于《詩》，正是很自然的?！?/span>（揚之水《詩經(jīng)別裁?伯兮》解讀）一代文豪魯迅先生有詩曰：“無情未必真豪杰?！睉?yīng)是得到了《詩經(jīng)》的真諦。

今人馬銘陽先生，浸淫《詩經(jīng)》研究有年，在追尋《詩經(jīng)》本原上狠下了一番功夫。他認為：“找到成功人生的導航，是首要的大事。有了指路的明燈，才會走上正確的道路。人，最難回答的問題，是正確的做人標準。這是任何時代、任何人都要首先回答的一個問題?！彼幕卮鹗牵骸拔覀冎腥A民族的祖先，早在文化形成的初期，就有了真理性的答案。說它是真理性的答案，是因為幾千年后的今天，當我們準確破譯了祖先遠古智慧的密碼，發(fā)現(xiàn)，中華祖先早就有完整的答案，靜靜地在那里告訴我們做人的標準?！倍对娊?jīng)》“就是祖先智慧的一部分?！睘榇?，他花了數(shù)年時間，選取了《詩經(jīng)》里《關(guān)雎》《鸤鳩》《樛木》三首，以三個篇幅講解祖先做人的標準與實現(xiàn)做人標準的方法，以及做中國人應(yīng)該具備的品格標準。每篇有起始有“總解”，接下來有逐字逐句的分解。第一篇《關(guān)雎》，重點講解了“窈窕淑女”做為女人的最高標準、“君子好逑”作為男人的最高標準；第二篇《鸤鳩》，重點講解了“淑人君子”是做男人的品德標準；《樛木》重點講解了中國人最高尚的品德，是要達到“福履”的境界，把幫助他人當做使命去完成。短短三首詩，運用了包括甲骨文在內(nèi)的古文字學、以及天文地理星象節(jié)氣等知識、以洋洋灑灑近三萬字的篇幅加以解讀。細細讀下來，真有點唐代詩人賈島“兩句三年得，一吟雙淚流。知音如不賞，歸臥故山秋”的意境。

也正如銘陽自己在全書《篇首語》中所說“我們要研究祖先的智慧，崇拜祖先的智慧，找到中華民族的根與本，才能自覺地建立我們的文化自信。找到中華民族的文化根源，才能守住我們的本分，才能為實現(xiàn)民族復(fù)興找到依據(jù)。”作為一位民間學者，在今天能有這樣發(fā)自內(nèi)心的感悟，實屬難能可貴。讀他的書稿，為他的勤勉、執(zhí)著和不懈的探究而感動。尋根悟本，方為人間正道。

是為序。

公元2022年12月12日

作者系安徽省文史研究館館員，安徽歷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歷史學博士、研究員